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是国家法治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杆。《今日说法》两会特别节目《小撒探会》记者深入云南、四川两地，全程记录了实践中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有着11年人民陪审员工作经验的退休村委会主任石亮，通过细致的庭前调查，有效的案中调解，按照法律标准，兼顾当地民风民俗，妥善调解了一起赡养纠纷案件。84岁的老人李培义不再为养老问题担忧，父子、兄弟姐妹间的亲情也得到弥合。
      在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因为工伤维权近三年的农民工史明忠，在洪雅县人民法院经过诉讼辅导后，厘清了案件的法律关系，明确了自身诉求，选择了通过进驻法院的人民调解员与用人单位进行工伤赔偿调解。医疗、社保等部门专业人员对史明忠和用人单位就工伤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说明。在经历了一些波折后，双方最终达成统一意见。调解协议签署当天，工伤赔偿款即给付到位。
      两会期间，撒贝宁就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独家专访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撒贝宁：全面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这样一个举措的背景是什么？
      周强院长：之所以要加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首先，体现新的矛盾纠纷解决理念，即国家主导、司法推动、社会参与、多元并举、法治保障。这个理念是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需要的。
      其次，适应及时解决矛盾纠纷的现实需求。当前我国进入矛盾多发期，很多发生在群众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如家庭、婚姻、赡养抚养纠纷，以及邻里纠纷等，需要及时合理地解决，以保障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和谐。
      第三，发扬调解的优良传统。我国历来有“和为贵”的理念，调解有着悠久传统，被称为“东方经验”。通过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调联动”有效化解当事人心结，妥善解决纠纷，可以使这些当事人之间不伤和气，仍然可以和睦相处，维护了社会关系的稳定。
      第四，综合发挥群众自治和司法职能的优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既充分发挥群众自治的作用，及时以调解解决纠纷，同时又通过司法确认赋予其强制力，将国家强制力和群众自治有机结合起来，综合发挥了两方面优势，是一个很好的解决纠纷的机制。
      撒贝宁：刚才您说到中国人自古以来也有个传统，就是不愿意打官司，不愿意对簿公堂，因为确实在打官司过程中或多或少可能会伤了和气。但是有一些矛盾纠纷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最终还是要通过法院的裁判解决。所以法官们在向我介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时，也说到一个概念，叫“诉调对接”。“诉调对接”是什么样的机制，它的实行效果如何？
      周强院长：“诉调对接”机制就是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非诉手段和诉讼手段结合起来，共同解决矛盾纠纷。从全国各地来看，目前“诉调对接”的具体做法很多，尤其是以四川眉山市为代表，取得很好效果，他们的做法被称为“眉山经验”。眉山市是以市委为主导，由法院以诉讼服务中心为平台，将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等整合起来，共同来化解矛盾纠纷。这样在一个平台为当事人提供了多种选择，方便了群众。群众愿意调解就可以通过调解来解决，然后由法院进行司法确认，保障调解协议的执行。这种做法很受群众欢迎，有80%的矛盾纠纷通过非诉调解渠道得到解决。
      撒贝宁：目前人民法院围绕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还做了哪些工作？
      周强院长：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发展到哪里，人民法院的司法服务就要跟进到哪里。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推广“眉山经验”，推动建立形式多样、运行规范的诉调对接机制，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综合性的纠纷化解体系。 各地法院也有很多新的探索，如运用信息化手段，实行网上网下联动，通过网络进行调解、听证，大大方便了人民群众。还有的聘请具有专业知识的调解员调解一些专业性强的纠纷，如医患纠纷，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各地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越来越健全，作用越来越明显。
      撒贝宁：今年我们的《小撒探会》同样又准备了一张心愿卡。这个您非常熟悉了，因为这几年的《小撒探会》，每年您都会跟我们分享您对这一年的法治期待。那么2016年，我们也期望您分享一下。
      周强院长：看到心愿卡很亲切。法治2016，我期待，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