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焦点访谈)：3月13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所做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在两份报告中，改革都是主旋律。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报告中，用很大篇幅，着重阐述了2015年深化司法改革有关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报告中，总结了2015年检察机关的主要工作，首次提出了“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障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工作方向，保护企业产权、规范金融秩序、加大生态司法保护、服务非公经济成为检察机关2015新亮点。此外，2015年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依法对41名原省部级以上干部立案侦查，着力完善纠正和防止冤错案件的常态化机制，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6591件。在两份报告中，都强调了改革。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报告中说，改革举措，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破解难题，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2015年推行的65项改革，渗透到立案、审判、执行等等各方面诉讼环节，诉讼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越来越能体会到更便利、更公开、更公正的司法实践。2015年5月1日，全国法院开始由原来的立案审查制，改为立案登记制，这就意味着法院有案必须要立案，有案不立还要追责，一举解决了长久以来群众呼声最高的立案难的问题。
　　立案登记制实施后，为群众敞开了法院大门，当场登记立案率达到了95%，各级法院受理案件数量都在攀升。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收说：“农民工要不了工资都怨声载道。过去都要找关系，到法院部门去了多次还不好立案，现在农民工兄弟在网上就可以立案。”
　　全国人大代表宋心仿表示：“但是法官人数没有增加，特别是实行了员额制以后，法官的总量还在下降，法官的助理队伍又没有建立起来，在一线审理案件的法官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案多人少这个问题是当前司法改革中，我认为是急需解决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要健全配套机制，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如何通过机制创新，化解压力？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在立案庭设立了调解室。过去，一些简单的民事纠纷，比如物业与业主的欠费纠纷、供暖纠纷、不涉及财产的婚姻家庭纠纷、证据确凿的简单民间借贷纠纷、买卖纠纷等案件，就是一些简单的矛盾，甚至只是斗一口气，现在有了法院的第三方调解，不少矛盾很快平息，减少了诉讼审判的压力。通过实践，有近三分之一的矛盾纠纷在立案阶段就得到化解。
　　比如说催交物业费，以前物业公司就得到法院起诉，正式开庭。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乔江海介绍：“这要搁到院里面去搁到庭里面去简易程序还得三个月呢。这些案件基本上都在10天之内给解决了，有的当天就完了，当天就发调解书发判决书，所以说减少了诉累我们做到了繁简分流。（而且还）不收费，所以说这个老百姓非常欢迎。”
　　立案难，不再难。但是案件数量增加，也给人民法院保证审判工作的质量带来了新的压力，这就要求人民法院拿出新办法，应对新局面，满足新要求。所以，周强院长在报告中特别强调：司法体制改革，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展开。
　　群众最盼望的就是司法公正。2015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改革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力争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在司法制度上开展了一场自我革命。2015年，虽然立案登记制实施后有大量案件进入诉讼程序，但是人们所担心的办案质量却并没有下降。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天竺法庭法官杨秀芝告诉记者，传统模式下法官做出判决的时候需要庭长签发裁判文书，有人帮助承担责任，现在必须自己心中确信这个案子没有任何问题了才能发判决，责任心更重了。全国人大代表刘玲介绍：“判决文书下来以后马上就上网，裁判文书公开，审判信息公开，审判流程公开，敞开了信息大门。”
　　把裁判权或审判权主体落实在法官身上，公开透明，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制度，这是司法改革的目标。
　　刘玲说：“以审判为中心的庭审的改革，跟司法责任追究应该说是直接挂钩的，现在审判人员对庭审特别重视，原来我们律师出庭，质证，辩论，都被法庭认为是多余的，现在就明显感到，法庭也会注重这方面的我们律师的发问。”
　　周强和曹建明的报告，都强调了司法责任制改革的重要性。大力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避免冤案、错案的发生，这样才能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司法改革不断推进，也在进一步化解社会矛盾。最高院巡回法庭的建立，使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就地得到化解，立案登记制的实施，使过去很多矛盾比较突出的房屋拆迁、土地征用、政府信息公开等行政诉讼案件，纳入司法途径，民告官变得越来越容易。还有很多社会敏感问题也在不断通过司法途径得到解决。
　　全国人大代表薛景霞说：“比如说我们省高院，去年推出的有行政诉讼，异地审案，比如说郑州的案件，不能在郑州审可能到许昌或者到洛阳审。异地处理行政诉讼，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更体现了公平公正，另外让民告官一样可以打赢官司。”
　　全国人大代表高广生说：“医闹问题也是属于社会的热点和焦点，一段时间也是愈演愈烈，这个问题也得到国家高法、高检的高度重视，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修改刑法期间，就将涉医犯罪就写入了刑法，包括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建立，对整个医疗市场这一块纠纷处理，走上一个正常法制化的轨道。”
　　执行难，也是老大难。法院的判决不能执行，群众的利益有损失，法律的尊严也会受到伤害。在过去的一年，人民法院为破解这道难题想了很多办法，报告中把它概括为“深化执行体制机制改革”。
　　严磊是甘肃省舟曲县人，几年前在福建打工的时候，由于工地存在安全隐患，发生事故，导致严磊被截去双下肢。经过法院判决，严磊可以获得26万元赔偿。2010年，舟曲县人民法院委托福建平潭人民法院执行赔偿款，可是，事故方账户始终没钱，这起案件的执行一拖再拖，被迫终结了执行程序。近两年，各地法院陆续开通了点对点司法查控系统，当舟曲县人民法院再次到福建平潭要求执行的时候，平潭法院依靠查控系统，很快就查实了事故方所有银行存款，甘肃舟曲的法官还没有回到舟曲，执行款已经打到了法院指定账户。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林莹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大力推动网络查控机制建设，目前这个系统已经可以与212家商业银行以及人民银行、公安部、交通部、农业部、工商总局等多个单位建立网络专线连接，我们已经可以实现对被执行人名下的银行存款、证券、车辆、工商登记信息、身份证、护照信息等11类17项信息进行全方位的查询和控制。”
　　过去查询冻结银行账户，执行法官即使多次往返于银行，也不一定能掌握被执行人存款信息，而现在，执行法官只要轻点鼠标、足不出户就可以在几分钟内查询到被执行人在全国范围内的银行存款以及金融账户信息。而且，查询系统还在不断完善升级，现在，法院对被执行人在支付宝、腾讯、京东等网络账户中的金融资产也能查询并控制。
　　执行难的案件当中，有40%以上存在客观原因，无法执行。另一种情况，则是被执行人故意逃避执行、转移隐匿财产。利用信息化的查控手段，就如同编织了一张覆盖全国、囊括了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形式的无形的网，让很多隐匿财产无处遁形。另外，针对那些明知有能力却又拒不接受执行的人，2016年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若干问题的规定》基础上，又与国家发改委等44个部门共同签署了《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联合实施信用惩戒》的合作备忘录，规定了多达55项的信用惩戒措施。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执行局局长刘贵祥表示：“对他进行各方面的限制，限制他的高消费，比如限制他坐飞机、坐高铁，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担任高管人员和法定代表人，去年上线几个月都限制了1万多人。我们还通过银行限制他的银行信用，比如说光工行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办理信用卡就38万人次，我们通过这样的信用惩戒措施和黑名单制度，去年有30万人次主动地履行了债务。”
　　我国的司法改革已经持续进行了20多年。回顾司改历程，似乎改革永无止境，而对究竟要改什么，为什么改以及如何改等问题，却欠缺清晰系统的回答。“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政法机关提出的工作要求，这一要求，也为司法改革明确了方向。
　　两高报告提到“改革”，都超过30次，都赢得了现场热烈的掌声。在总结成绩的同时，两高报告还不忘直面问题。比如在法院系统，仍有一些案件裁判不公，检察机关也存在案件处理不公的现象。有些法官违反党纪政纪甚至徇私枉法，也有些检察人员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两高表示，针对这些问题，将不回避、不遮掩，紧盯不放，紧紧依靠党的领导，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