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焦点访谈)：我们要关注的是一群特殊的未成年人——流浪儿童。这些流浪儿出现在城市的车站、地铁、人行道上、霓虹灯下，身影单薄、衣衫褴褛，捡垃圾或者是乞讨为生。让人在同情之余，不由得生出疑问，这些孩子，他们有家吗？能不能帮帮他们，让他们像正常孩子一样有家回、有学上、有书读呢？近年来，在政府机构和社会力量的持续帮助下，特别是2013年民政部等10部门联合开展为期3年的“流浪孩子回校园”专项行动以来，大量流浪孩子得以告别乞讨流浪生活，回归家庭、返校复学，他们的生活学习究竟怎样？当年，他们为什么离家流浪？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近了他们。
　　这两个孩子是兄弟俩，哥哥16岁，弟弟14岁。2014年9月，兄弟俩被送到了重庆忠县的一所学校学习生活。
　　2013年前，这两个孩子曾在广东街头流浪一年多。他们的老家在重庆忠县的一个贫困山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兄弟俩的爸爸从老家到遥远的广东打工。兄弟俩和妹妹都出生在广东。
　　哥哥告诉记者：“那时候在广州我爸爸经常打我妈，喝酒喝醉了就打她。打了之后睡觉了，醒来之后我妈就不见了。”2012年，一个短短的午觉后，兄弟俩没有了妈妈，随着妈妈不见的还有小妹妹。不久之后，因为打架、翻墙、闹事，在农民工子弟学校读书的哥哥被学校开除。
　　很快，更大的不幸又落在兄弟俩头上。2012年8月，爸爸突然离世，只留下兄弟俩在街头乞讨、流浪。
　　像兄弟俩这样的儿童流浪街头，并不是个别现象。2013年，全国流浪未成年人救助量达18.4万人次。近些年来，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留守儿童缺乏亲情关爱和必要监护，成为未成年人流浪的一个重要因素。据调查，未成年人流浪原因非常复杂，涉及社会、经济、家庭、学校和个人，而最直接的原因是家庭监护缺失。
　　失去亲情和校园的孩子流浪街头，衣食没有着落的生活给脆弱的孩子造成很大的身心伤害。生存权、发展权受到侵害，很多孩子自卑、恐惧、孤僻、难以与外人交流，自暴自弃，有的流浪孩子心理、价值观严重扭曲，甚至仇视社会，违法犯罪现象时有发生。
　　类似兄弟俩的遭遇媒体有很多报道。为了救助这些可怜的流浪孩子，近年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送流浪儿回家、回校园，流浪儿少了许多。从数据上来看，2013年全国流浪未成年人救助量为18.4万人次，2016年第一季度仅为1.65万人次，这个变化让人欣慰。但是离开了街头，并不意味着孩子们就能顺顺利利地去上学。在外面 “野”惯了的他们能适应学校生活吗？从 2013年以来，许多救助机构不再满足于之前的救助送返，而是探索引入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对流浪儿童进行集中教育矫治。继续来看看兄弟俩的经历。
　　2013年和2014年，兄弟俩分别被广东省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中心救助。保护中心对他们做了必要的教育矫治。2014年8月，兄弟俩被送到重庆流浪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对兄弟俩来说，重庆是个遥远陌生的地方。刚来时，两兄弟的状况并不好。重庆市救助站未保中心前主任陈蓉说：“没有学习的欲望，有点排斥外人对他的关心，不光是老师，他进来以后都不跟另外的孩子接触的，怀有那种戒备的心理。”
　　哥哥不参与任何咨询活动，有时候还会阻止弟弟和其他人接触。为了帮助他们，以广东省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中心的前期工作为基础，重庆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的老师为他们进行行为矫治、用模拟法庭进行法律教育、用一些特别的办法教授文化知识。然而老师和他们的沟通还是不顺畅。之后，社工团队介入，加强引导他们认识自身价值和能力。
　　重庆师范大学的心理专家团队为他们做专业心理咨询与治疗。针对兄弟俩极强的戒备心理，重庆师范大学的心理专家团队为他们开展箱庭疗法和团队游戏治疗、绘画治疗、音乐治疗，以及多次个体心理咨询与辅导。经过心理干预后，两兄弟不但愿意和人接触，有时候还会主动去找人交流。更重要的是，他们表现出了强烈的想要回归到正常社会生活的意愿和动机。
　　重庆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系副教授熊韦锐说：“他们有想法了，有理想了，要当警察或者当别的什么，就是他们有了想要回归到正常社会生活的动机或者欲望，想回到正常的校园生活的一种动机或者欲望，这个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变化了。”
　　经过多种方式的教育矫治后，兄弟俩通过了综合评估，保护中心决定送他们返校复学。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救助保护机构共为近33000名流浪未成年人实施教育矫治。但是，流浪儿童返校复学并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就算孩子们经过教育矫治，做好了准备，学校和同学家长是否能接纳他们呢？教育行政部门、校长，老师可能会担心，流浪孩子会不会影响正常教学秩序，家长可能会担心，这些孩子会不会把自家孩子带坏了。通过政府协调能够让流浪儿童走进校门，可是，这些孩子能融入正常的校园生活吗？
　　为了给兄弟俩选择合适的学校、确定监护人，2014年9月，重庆市民政局、保护中心、忠县救助站组织工作组到他们的家乡调查走访。兄弟俩的奶奶已经80多岁，无力监护，他们就和当地县、乡政府相关部门和学校协商，确定他们的二伯作监护人，给“黑户”兄弟登记户籍，为他们选择了当地的一所学校。
　　很快，兄弟俩离开重庆救助站，开始校园生活。临行前，兄弟俩给救助站的老师留下了两串纸鹤。重庆市救助站未保中心前主任陈蓉说：“我们管理区不应该有另外危害孩子安全的东西带入进去的，他们是把自己鞋带解下来作为绳子给我做了两串千纸鹤，所以这两串千纸鹤我一直保存到现在，每当看到这千纸鹤的时候我就在想，实际上只要我们付出一点真心，孩子会回报我们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兄弟俩的监护人二伯家庭非常困难，民政部门就把兄弟俩纳入“困境儿童”，每个月补助600元钱的生活费；当地教委每个学期给他们分别提供1000元助学金，免除学习费用。有保障地回校园，成为兄弟俩命运的转折点。
　　然而，刚进学校时，两兄弟并不适应。他们不喜欢跟人接触，比较内向。为了帮助兄弟俩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学校校长和老师持续不断地关注他们，给予他们特别的关切。哥哥告诉记者：“那些老师教练都对我们蛮好，有什么东西都给我们吃，特别是教练、校长，每次校长吃饭的时候，晚上都喊到他寝室吃，教练每次都把我带出去吃饭，玩，买东西给我吃。”
　　曾救助兄弟俩的广东省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中心经常打电话给学校，一直关注着兄弟俩。重庆保护中心、忠县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不定期地去学校看望他们，每到“六一”，就会有救助站工作人员带着礼物专程去看望他们，监护他们的伯母也在尽力帮助他们。
　　一段时间过去了，原本拒绝约束、在街头跑“野”的哥哥表现出很强的自制能力，两兄弟渐渐融入了集体。他们的内心世界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校长说：“前一段时间我们这里下很大的雨，我从操场一边跑到另一边，没有带伞，他（哥哥）看见以后马上打着伞跑过来给我遮上雨走过了操场，当时说实话我真的很感动。”弟弟说，自己将来想考大学；哥哥说：“将来去开一个店，自己赚钱，养我奶奶、伯伯，他们帮过我的，我要孝敬他们。”
　　从广东到重庆再到忠县，兄弟俩返回校园的路可谓漫长，但是，经过多方合力，他们终止了街头流浪生活，从没有未来并且极可能通往歧途的路上被拉回校园，拉回正道。
　　3年来，全国救助保护机构共帮助64483名像兄弟俩这样的流浪未成年人返校复学，其中，接受义务教育人数占60.2%，接受职业教育人数占13.1%，接受特殊教育人数占6.6%，接受职业培训人数占20.1%。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程福财认为：“我们原来的救助政策是把流浪儿童，发现了，把他送回家。现在我们国家不一样了，这是一个转变，更多地强调我们国家在兜底保障儿童的这个权利方面的责任；另外一方面，还要根据流浪孩子个人需求，根据他身心发展的特征，根据他的家庭的监护的状况，来进行一个综合性评估，实施相应的针对性的服务。我觉得我们走的是一条努力朝专业化方向在发展，也就是跟国际的趋势是一致的。”
　　经过3年的“流浪孩子回校园”专项活动，在许多地方，“及时发现、快速反应、有效救助、全面保护、妥善安置”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长效机制逐步健全。其实，流浪儿之所以会离家流浪，一般都是无家可归或者有家难回，如果只是像以往那样，简单地把流浪儿送回家，往往并不解决问题，孩子们还是难免再度外出流浪。所以救助流浪儿，不是说单单让他们离开街头，更要帮助他们回归正常的童年，有饭吃，有学上，有人爱，有生活依靠，也有教育保障。保护未成年人，涉及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家庭细胞各个方面，是一个复杂系统的社会工程。每一个孩子都是祖国的花朵，对他们的健康成长，父母有爱的责任，政府也有兜底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