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张勇健做客央视英文频道《对话》栏目。

主持人：欢迎来到《对话》节目，近期中国最高法院作出决定，在网上公布法院的判决文书，这些原来保密的判决书揭开了面纱。中国的法官的作用是什么？这种司法透明的措施能否提振人民对于司法系统的信心？薄熙来案是否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的最高法院下一步还会有什么举措？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最高法院的庭长张勇健，在开始谈话之前，我们先看一段视频。

中国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中国的司法体系要增加透明度，去年中国最高法院决定建立一个网上数据库，对公众开放。尽管这个数据库还有些限制，但是最高法院已经决定公布所有判决文书，除了那些法律规定不能对外公开的文书。通过公布审判流程、文件，公众可以看到法官和法院都做了什么。香港城市大学的研究表明，如果没有外力或者媒体监督，很多人将继续不信任法院的透明度。因此，除了公布裁判文书之外，中国的法院也在寻求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法院的信息和流程，现在已经有800家法院开通了自己的微博，最高院拥有500万的粉丝。去年八月薄熙来受审期间，济南中院在新浪微博发布了庭审照片，这些照片在一天时间里就被转载了200000次。中国当局正在采取各种措施满足公众的对司法透明的要求。在去年召开的全面深化改革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司法透明是重中之重。

主持人：欢迎回到《对话》栏目。请问中国的司法制度和西方特别是英国、美国、法国的司法制度有什么不同？

张勇健：中国向西方一样，有自己的司法体制，最高等级的是最高法院，在最基层我们有3000家基层法庭，还有省级的高级法院，然后是中级法院，还有市级或区级的法院。中国法官审理案件有不同的模式。比如我，作为最高法院的法官，我只是坐在法庭里，按照法律程序行事。但是在最基层的法官，他们要经常出去巡回审案，有一部电影叫《马背上的法庭》，这是一个关于法官的真实故事，他们骑着马托着法徽，马背就是他们的法庭，他们把法庭带到村民中，所以他们用不同与别人的方式来工作，但是我们这些在最高法院的法官或者在高级法院的法官，我们就是坐在法庭里，按程序审案。

主持人：在美国，首席大法官是终身制的，在我们国家这是完全不同的，这之间的比较怎么看？

张勇健：我认为这只是管理上的不同，在我们国家法官是公务员，但是在西方法官和公务人员的不同，管理机制上肯定也不同。

主持人：在西方很多人不理解中国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他们希望有您这样的人能够解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比如，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呢？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潜台词就是司法独立，这里可能涉及很多反腐的问题。

张勇健：司法系统是法律系统的一部分，法律系统又是政治系统的一部分，当我们提到独立的时候，指的是司法独立，也可以说就是法官权利的独立，当西方人谈到司法独立的时候，他们更多指的是立法阶段和执行阶段的独立，但我们说的法官的独立，是指法官审理案件应该不受任何外界影响。

主持人：我们很赞同地方政府和地方司法系统之间的合作，但是监督问题怎么解决？我们不能简单的相信这两个机构之间的合作，我们必须要有监管者以确保不发生任何错误。

张勇健：的确是这样，谈到监督，我们非常欢迎来自各界的监督，进一步向社会公开司法系统，使法院接受社会的监督，对地方政府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监督方式。

主持人：司法系统就像媒体一样，服务于底层大众，帮助他们寻求正义，比如我们看张艺谋的电影《秋菊打官司》，可以看出底层的普通人对法官和司法系统的信任。但是去年八月，上海几名法官的丑闻刺痛了人们的神经，引起了人们对司法系统的不信任，从那时起，采取了什么措施来加强法官的职业化建设？

张勇健：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提振司法的公信力，这些法官都得到了解职的处罚，另外，反腐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我们出台了很多规定，如果法官们的违法行为属实，将会被严惩。

主持人：在西方法国和美国都有陪审团，法官会让陪审团来参与决断，在中国也有陪审员，请问这些陪审员如何选择？

张勇健：我们和西方在这一点上有相同的系统，我们也有陪审员，但是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和西方的陪审团有本质的区别，在中国，陪审员有些像法官，他们由人大任命，然后他们被分配到各个法院，不同的案件随机选择陪审员，入选案件的合议庭，所以他们行使和法官一样的作用，他们在审判席上有自己的位置来决定案件。

主持人：中国的司法制度正在经历重大的改革，比如薄熙来案，很多人都很赞赏这次的案件的透明，但是西方一些国家仍然质疑这次审判的透明度，他们说西方记者没被允许进入法庭，只有四五家媒体可以在现场报道，您怎么看待这次审判例子的影响？

张勇健：薄熙来的案件是一个伟大的开端，他曾是中央的高官，当他被指控犯有贪污、滥用职权等罪名后，吸引了大量的社会关注，我认为这次案件的审判是成功的，就是因为这次审判全程的公开透明。很多来自各行各业的人被允许进入法庭旁听，他们就是见证人。另外还有就是直播，所以这个案子得到了社会的好评。庭审直播是一项司法公开的重要举措，这是由最高法院公布的一项规定，相关的直播网站已经建设好，你可以登陆网站看到不同法院审理的不同案件，我认为这件事对于公众了解审判过程很有好处。

主持人：但是薄熙来是政治局委员，所以很多人说不可能有百分百的透明，因为这里可能会涉及到国家机密，那你觉得这案子涉及哪些敏感性的问题呢？

张勇健：对于司法透明我们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就是司法解释，来加强司法公开，在这些司法解释中，有一些非常明确的写明了对于国家机密内容的保护，对于私人信息的保护，我同意有些东西是不能公开的，但这些不能公开的并不是指审判本身，而是一些法院之外的内容，我们规定的是法庭内的一切都要对公众公开。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案件将会公开。薄熙来的案子就表明了我们的决心和姿态。

主持人：薄熙来和王立军的关系，以及他夫人的丑闻吸引了很多关注，这里有些是私人的信息，您怎么看待薄熙来案件中的私人信息保护？

张勇健：当有些事情涉及到了个人隐私，这些东西是不能写下来甚至公布到网上的，但是当这些事情发生在法庭，作为法庭的一项庭审程序，比如证据交换、证人质证等过程，肯定会有一些对话，在这些对话中肯定会有些内容是不适合对外公开的，对于这些内容，如果不是现场直播的话，当然要后期处理掉。

主持人：最高法院出台了一个决定，为增加司法透明，大量的判决书将在网上公布，这一举措引起了人们关于司法透明度的争论，透明度是一个关键词，是不是在不久的将来所有判决书都会在网上公布呢？

张勇健：司法透明的举措我们在去年伊始就已经开始着手推进了，我们做了很多，我们专门针对公布判决书出台了相关规章制度，公布是有原则性的，必须是及时、实名的，要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主持人：谈到判决书公开，有些人认为这会影响到人们的隐私，比如离婚案件或者家庭争端引发的案件。

张勇健：我刚才说过我们对于判决书的公开有相关的规定，所有生效判决书都必须公开，但是有例外，如离婚案件的、未成年人犯罪等法律规定不宜公开的，这些判决书是不对外公开的。

主持人：在像中国这样地域广阔，区域差别大的国家，很困难的一件工作就是如何保持司法的一致性？

张勇健：这就是我们说的同样的案件可能有不同的判决，当法官接到一个案子后，他有两个步骤，首先是搞清事实，第二就是针对事实来适用法律。如果两个案子有相似的事实，但适用法律后却有不同的裁决，这就是我们说的同样案子不同裁决。我们确实有这样的案子，我必须说这样的案子并不是错案，当立法者在立法的时候，不可能预知到任何情景，所以这些法规有时是很原则化的，这就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留有余地，比如，如果一个人被指控盗窃，根据刑法规定，他可能被判入狱3到10年，3到10年就是一个时间区间，这个区间就是为法官裁决准备的，上海的法官也许会判4年，在西安的法官也碰到一个盗窃比如一万元的小偷，可能会判7年，相似的案情但是不同的裁决，但是我们不能说哪一个判决是错误的，当然有时我们确实是有一些错判的。

主持人：错判可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假如我们还在执行死刑的话，通常西方人习惯在正式判决前先假定这个人是无辜的，你觉得在这方面中国有什么进展？我们过去经常在判决前就称呼人们为罪犯，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改变称呼，称他们为嫌疑人，您觉得这个领域有什么进步呢？

张勇健：我觉得我们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改进，在最终判决前，都不能称呼为罪犯，他们就是嫌疑人，在很多地方很多法院过去通常会给嫌疑人穿上监狱服装，现在他们出庭时可以穿自己的服装，我们为提升人权做了很多工作，即使是这些被指控的人。最显著的一件事就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以说我们在朝着正确的方向行进，一切都在变得更好。

主持人：法院现在开始公示减刑假释案件，这是司法透明度增加的一个举措，您觉得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张勇健：谈到减刑假释，社会上有很多抱怨，那些受益于此制度的人，他们通常过去是高官或富豪，他们是享受特权的人，所以他们很多人甚至只服刑一半时间就出来了，他们是这个制度的受益人。所以我们出台很多制度和原则，公开化，透明化这一过程，当然我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利用社会媒体来监督法院工作和法官行为，人们总是抱怨司法人员的态度，当他们去法院的时候，您觉得这方面有什么改进么？您怎么看待利用媒体资源来监督这个问题？

张勇健：我们非常重视新媒体所反应的问题，我们处于一个大数据时代，这使得我们要采取更合理耐心的方式与公众和社会交流，在这个期间我们听到了很多来自网络和其他新媒体的批评性声音，我们高度重视这些来自公众的信息，比如，你可能也听说，一个女士和别人发生争端后声称自己与最高法院有关系，最高法院立刻做出明确回应，通过调查，这个女士与最高院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正在让自己更加熟悉新媒体，利用新媒体的各种工具，使我们的司法更加公开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