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肃贪、不留死角，人们经常把这形象地比做“老虎苍蝇一起打”。这里说的老虎苍蝇，主要是用来形容腐败分子的职务和地位差别很大，是为了强调不管是谁都要受到党纪国法的约束。贪官的职务有大小，但他们的危害都不小。有的苍蝇职务虽低，但贪的却不比老虎少，这种现象就是人们常说的“小官大贪”。它的滋生也有规律、有共性，认真分析不难了解。小官巨贪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职位低、权力大。

马超群，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一个科级干部——典型的小官。2014年2月，马超群因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被带走调查。在马超群的家中和办公室里,办案人员搜出了1.2亿元的现金，还有37公斤黄金，68套房产手续，其中有七套房产在北京。

马超群虽然官不大，权力却不小，他管的是谁也离不开的水。他担任一把手的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负责着北戴河区、南戴河旅游度假区、北戴河新区、抚宁县、昌黎县等地用水的供应，并肩负着供水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管理等职能。据公司职工介绍，给谁供水、给谁断水全凭马超群一句话。

当地干部及群众反映，马超群这人脾气坏，名声差，并且极其贪婪，所以他谁的钱都敢收。

北戴河长途汽车站距离北戴河供水总公司仅仅有几十米距离，因为和马超群没谈拢，就被断了水。

没有水，汽车站的工作人员只好准备两个大的储水罐储存雨水，用来做清洁等工作。当地好几家长途车站都曾因为不能满足马超群的要求，而被迫断水。

侯福才，陕西省渭南市住建局建筑业管理科原科长，他在6年之内敛财5000多万。这些钱怎么来的呢?侯福才从1997年起便掌管当地建筑施工许可证的审批，任何单位要施工都要找他，而且审批与否没有具体标准，基本上是侯福才一人说了算。于是侯福才得以通过各种方式向找他办证的建筑企业索取钱财。

罗亚平，辽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科级干部。当地人称“土地奶奶”，罗亚平利用为开发商拿地、办理规划审批手续等机会搞权钱交易，甚至直接造假套取土地补偿金，敛财上亿元，当年被中纪委领导批示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

2007年3月6日，抚顺市顺城区前变宏光园区开发建设办公室负责人将8百万元征地款缴纳给了土地经营管理中心，但随后这笔款项就被罗亚平截留私吞了。

罗亚平70%以上的非法收入都来源于动迁补偿,征地补偿款补偿给谁，补偿多少，何时补偿，很大程度上是罗亚平一人说了算。办案人员在搜查罗亚平的办公室时，发现了很多他人的身份证和户口本，而这些证件都是罗亚平通过土地经营中心以办理手续需要身份证明材料为由，直接从当事人手里骗取来的，最终成为罗亚平的作案工具。

自2001年至2010年间，在媒体视野出现、涉案金额上千万元的贪污腐败案例中，科级和科级以下官员近二十个。这些“小官”们都握有大权力，他们有的掌握着特殊资源，比如供水、国土、教育等，有的控制着垄断行业，比如车管、医保、电、气等，有的是一把手，在所辖区域和行业“具有绝对的权力”。权力大，一个人说了算成为他们的共性。

这些大权在握的小官巨贪的另一个共性是：缺少监督、缺少制约。一个人说了算，想怎样就怎样，没人能管、没人敢管。好多制度其实未必不健全，问题其实是出在“执行”流于形式。外部没有约束，内心如果再没底线，出事几乎就是必然的了。

马超群，按照相关规定，自来水供应部门若需要给用户断水，必须履行一定的程序。然而马超群在担任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负责人时，给谁通水，给谁断水，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不需要走任何程序。

北戴河供水总公司是政府独资的国有企业，归秦皇岛市水利局管理。但是在马超群当经理的17年间，也没有任何人和部门对其进行监管。

顺城区是抚顺市中心城区，当地倚重“土地财政”，迫切需要大拆大建迎来大发展。面对征地拆迁中的阻力，胆大的罗亚平以蛮横的气势逼得当地“钉子户”怕她，可以把别人办不了的拆迁搞定。罗亚平因此成了局里的业务骨干，当上土地管理中心主任，后又当上国土局副局长、局长。为了能加快开发速度，罗亚平被赋予了土地审批、动迁、房管的权力，集三项权力于一身。当时抚顺市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管理存在着巨大漏洞，这就使罗亚平将国有土地当成了自己的摇钱树，使她的贪腐行为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

在这些大贪的小官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村官”。伴随着城乡发展、土地调整，村官们背负的责任重，面对的考验也大,有些人就没能通过这一关。这也说明越是利益交织复杂、利益空间巨大的区域、领域，就越容易出现腐败。

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石沙村，陈永才是这里的村支书，兼任村主任。2013年，陈永才因涉嫌滥用职权被崇明县检察院立案侦查。经查，陈永才将专项资金1447万多元挪作他用，还贪污、侵吞公款上百万元。

在浙江，温州市永嘉县10名村官瓜分价值18亿元的316套安置房，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村级官员集体贪污的第一大案。

在海南，海口市石山镇荣多位村干部骗村民签字，侵吞了征地补偿款高达1300万。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的藕塘社区，也就是以前的藕塘村。随着合肥市城市建设的发展，藕塘村成为了合肥市二环以内的城市中心区域，2005年藕塘村改为藕塘社区。刘怀寅，1983年起担任藕塘村村党支部书记，后担任藕塘社区党支部书记。

2000年前后，合肥市大规模的地产开发悄然兴起，位于合肥市北部城乡结合部的藕塘村，距离中心城区直线距离不足5公里，成为地产商争相开发的目标。

2000年8月份，合肥市地产商黄某找到刘怀寅，希望征用村里的90亩土地与人合作开发商品房，在签订征用合同之后，黄某先后给刘怀寅70万元的好处费。

检方调查发现，刘怀寅35次受贿中25次都和藕塘村的土地开发有关，而且给他送钱的全是房地产开发商。他利用职务之便，在土地征用开发等环节收受贿赂近一千万元，其中单笔受贿金额340万元，被称作是“安徽村官第一贪”。

据权威部门统计，在当前查处的基层违纪违法案件中，涉及村官的占了案件总数的70%以上。2013年初至今，各级纪检监察、检察机关查处的村官违法违纪案件已近200起，涉案金额千万元以上的已达10余起。

今年以来，包括北京、河北等在内，“小官大贪”专项查处行动在全国多地展开。浙江宁海推出村务“权力清单”36条，规范农村小微权力;广州对村官实施出国审批管理，两千余名“村官”护照统一上缴。在一些农村地区，正探索成立村民监事会等监督机构，重大决策过程必须由监事会讨论决定，不能让‘村官’成了‘村霸’。在很多地方，正在着力加强基层纪检、审计等监管力度，加大对监督机构自身的问责力度，不能让基层反腐力量失灵。

不管大官小官，贪腐行为都严重侵害了国家和群众的利益，极大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破坏了良好的干群关系，必须严厉打击、彻底根除。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同时也要研究规律、完善制度，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比如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将干部财产申请的范围扩大到了科级，就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尝试。只有不断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才能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大官小官都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