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焦点访谈):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提起抗战,就不得不把目光聚焦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全国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延安。不久前,记者赶赴延安,在那里了解了很多抗战故事。
说到延安和中央红军的故事,首先要说另一个地方——延安九百多公里外的甘肃省宕昌县哈达铺镇。1935年9月,中央红军经过1年多的长征来到哈达铺,此时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为不到1万人,身处国民党围剿的包围圈,往何处去成为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在哈达铺,红军的侦查兵搞到了一摞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报纸,报纸中有“西京日报”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也就是1935年九月的西京日报,登着陕北剿匪刘志丹告捷的消息。也有大公报,上面写着“陕北共匪甚为猖狂,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非赤化。”报纸中的消息给了中央红军巨大的惊喜。
当时,西北根据地已经有红军队伍 5000多人,更重要的是,西北红军控制了陕西和甘肃22个县,根据地的人口达到100万人,自然成了红军长征绝佳的落脚点。那么,这个“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从上世纪20年代起,在李子洲等人的带领下,西北中共党组织领导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尽管先后都失败了,但是逐步在陕甘边区和陕北地区建立起革命武装。
当时在陕北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刘志丹和谢子长、高岗、习仲勋等人一起前赴后继、共同缔造了西北革命根据地。
刘志丹侄子刘建斌回忆,刘志丹的父亲就是当地民团的负责人,手下有好几十条枪,但是因为当时还不理解儿子的行为,不愿把枪给他,刘志丹只好和战友们从赤手空拳开始闹革命。
这应该是当地老百姓对刘志丹神乎其神的演绎,可是在根据地开辟初期,武器缺乏的确是头号难题。
刘志丹早期主要在搞“兵运”,他们提出红色、白色和灰色三种方式组织武装,红色是自己组织武装,白色是策反国民党的部队,灰色是改造土匪和哥老会等组织。三种方式齐用,队伍逐渐扩大。
庄生德今年96岁,他跟着刘志丹闹革命,后来随红军北上抗日,至今脚上还有日军炸弹留下的伤痕。
经过艰苦的斗争,陕甘边根据地扩展迅速,1934年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21的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因为实在是太年轻,被群众称为“娃娃主席”。为了让他更好地开展群众工作,刘志丹处处维护他的权威。
习仲勋曾撰文回忆,“旧社会谁有军权,谁就是霸王。志丹同志为了革除这种恶习,作了大量的工作。有一次,我经过军政学校操场时,他正领导学员作演习,见我来了,他喊了一声“立正”口令,向我敬礼报告,要我检阅学员队伍。”
当艰苦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谢子长在陕北地区也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谢子长为了闹革命,筹集经费,卖掉了家里的牛羊。还动员全家人参加革命,先后有九口人壮烈牺牲。1934年,谢子长在一次战斗中身受重伤,1935年初,刘志丹前去探望他。
这是刘志丹、谢子长最后一次会面,谢子长不久后就因伤去世。在这次重要的会面中,他们商定了将两个苏区连成一片的重大事宜。
1935年2月2月,陕北和陕甘边特委在安定周家硷召开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上重要的联席会议,会议上成立了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大家决定把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统一在一起,这一重大突破,壮大了西北根据地的实力,很快打下了安定、延长、延川等六座县城,正是这一系列战役登上了国民党的报纸,最终为困境中的中央红军提供了一个落脚点。
然而,当中央红军风尘仆仆地赶到陕北时,西北红军却因为左倾分子错误地“肃反”,面临着深重的危机。创建根据地的领导人刘志丹、习仲勋等30多个主要负责人都被关押起来,准备杀头。
“刀下留人!”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听说这一消息后的第一指示。
就这样,西北红军错误的肃反得到了纠正,中央红军也落了脚、下了地,两路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后,实力大增,国民党的围剿也没那么可怕了。很快,决定性的一战——直罗镇战役打响。
直罗镇战役,红军一举歼灭了东北军1个师,中央红军不仅在陕北站稳了脚跟,还动摇了东北军的军心,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埋下了伏笔。
1937年中共中央正式进驻延安。此时,距离全面抗战爆发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延安,以及它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建起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一段新的历史就此展开。
延安从此成为指引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灯塔,成为代表光明与进步的革命圣地。然而在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的封锁之下,刚刚诞生的陕甘宁边区又陷入了最艰苦的时期,生活极其困难。那么延安的军民是如何经历这些艰难困苦的岁月,让这块红色圣地一步步发展壮大的呢?我们将在以后的节目中继续讲述。